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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在此逻辑之上，韩非子激烈反对合众弱以攻一强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的合纵连横之策，认为这些对外战略都是智谋，若缺乏气力为后盾，事大之连横与救小之合纵，本质上皆不可能真正有利于本国利益。

夫《易》彰往而察来，神以知来，智以藏往，史之大义也。【9】章学诚的回答与李贽颇类似，但思想深度远非李贽所能比。

60参见傅道彬：《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0年第5期。因而，六经三说的文明史意义，正在不断督促我们回到经学文本的源头，为其注入更新鲜的血液和生命。有法斯有书，故官守其书。有官斯有法，故法具于官。） 吴飞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）来源：《现代哲学》2024年第1期 进入 吴飞（北京大学）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经学 。

中世纪流传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说，一方面表明神学作为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地位，另一方面表明神学的真正展开必须借助于哲学的学科力量。两种古代分类法，都使经学自成一类，在各种学问中，经学在什么位置，是相当明晰的。所以，刘师培解经之为文，是非常朴素地理解其必有文言、有修辞，便于记诵，如同治丝之错综不紊，正是人类文明的精巧创造。

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现有学科分类的架构下，重新理解礼乐文明区别于希腊城邦、罗马帝国、契约国家的特点，在文质论的语境下思考文明与自然的辩证关系，并在中国独特的时空哲学中思考人类历史的意义，以重建世界历史。19[清]章学诚撰、叶瑛校注：《文史通义校注·史释》，第271-272页。中国经学确与这两门学科有类似之处。54元明之际的唐桂芳正是在评价韩、柳古文时，明确提出了六经皆文四字：夫六经皆文也，独《进学解》曰《春秋》谨严，《易》奇而法。

26刘咸炘：《认经论》,《推十书》甲辑一，上海：上海图书馆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1页。载鬼一车，无其象而有其理也。

对西方学术已然有些了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，尤其借助了现代宗教学的一些成果，将这一判断提升为文明史论断，实则是融合传统学问与现代社会科学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。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，则亦有所不得已也。不明经字之本训，安知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哉。其次，此类精巧架构既然如治丝、如交文，则这种文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必然值得进一步探究。

但在众多说法中，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尤其重要，因为三者本是同源，都从宏观角度对经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角色的概括，也都包含了进一步阐释的丰富可能性。33刘咸炘：《一事论》,《推十书》甲辑一，第21页。只有在确立了标准的时间制度之后，才谈得上其他的政教典章，所以盖圣人首出御世，作新视听，神道设教，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【14】。孙志强：《王阳明六经皆史与道器之辨思想初探——以阳明论礼乐为线索》,《怀化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4期。

这与六经皆史的含义，当然是不同的。而其说经者又曰：吾以明道云尔，文则吾何屑焉？自是而文与道离矣。

【37】如王蘧常曰：邹鲁皆承孔子之后，六经之学者也。善可为训者，时存其迹以示法。

作为制历授时的天道标准，《易》乃是更根本、更实在的史，而另外那些具体的政教典章要以它为依据，形成关于人事的史书：夫悬象设教，与制历授时，天道也。60参见傅道彬：《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0年第5期。民国时刘师培、陈钟凡的六经皆礼说是激于六经皆史说而发的，是对六经者先王之政典的另一种诠释。今人多讨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，但此说最早是由王阳明提出的。）6夫志亦史也，古人文之精者为史，六经皆史也。【34】刘氏此处不仅揭示出时人欲以六经皆礼说抗衡六经皆史说，而且进一步指出二说其实并无大的分别。

潘尧：《晚清六经皆文的话语实践——论刘熙载〈艺概〉文章观的建构》,《荆楚理工学院学报》2021年第4期。六经皆文的含义也非常朴素，仅仅在形式上说六经必是以文言精心写就的，而并不关乎其所写内容为何。

【48】这些显然就是后世礼官的职责。以其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，则谓之经。

23陈壁生：《经学的瓦解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51页。他强调的不仅是变易，更是《易》法象天地之理，所载并非某一种政教典章，而是政教典章的根据。

51关于六经皆文的详细讨论，参见龚鹏程：《六经皆文》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，2008年。六经皆史，但应有义灌注其中。他结合各国古代宗教史说：古史多出神官，中外一也。秦汉之后，无论理解文明的构成还是文章写作上，文质彬彬都成为一条主线，而这正是六经皆文说的实质。

能知四时之生、牺牲之物、玉帛之类、采服之仪、彝器之量、次主之度、屏摄之位、坛场之所、上下之神祇、氏姓之所出，而心率旧典。但到了今天的学术与图书分类中，经学的位置却变得非常尴尬，因为在现代文、史、哲、政、经、法的学科分类中，并没有哪个是专门留给经学的，而经学中似乎又总有一部分可以纳入其中某个学科，如《易》似为哲学，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似为史学，《诗经》似为文学，《乐经》似为音乐学，而三《礼》则最难归类，《周礼》似为政治与法学，而其地官司徒部分似为经济学，冬官司空部分似为建筑学，《仪礼》则适合人类学研究，《礼记》中的《月令》当属历法学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又似为哲学。

源源不断的简帛资源，使经学文本有了更多可参照和依据的文本。【27】刘咸炘同样注意到巫史传统与经学之间的关系，更注意到即使在巫史宗教充分人文化之后，历法与史学仍然有紧密关联：夫一切学问，后皆离神教而独立，何故天文与史书独尚联合？此必须求联合之故而后可解也。

不过，说圣人为文人，六经为其所作文章的说法，却是章学诚所不会同意的。以其为秩序言，则谓之礼。

古代图书和学问的基本分类法是七略和四部。至汉而人不任经矣，于是乎作史继之。我们生在今之世，这些已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传统当中，而其中产生的诸种问题也早已成为我们自身的问题。37参见李才朝：《六经皆礼说考论》,《国际儒学论丛》2016年第2期。

【17】至于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，章学诚认为正是绍法《春秋》，班固更承司马迁，成为中国正史传统。61[清]袁枚：《答惠定宇书》,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卷18，第1528-1529页。

中国经学兼有这两门西方学问的一些特点，又有与之都不同的地方。史巫之筮，乡之末也，好之而非也。

自阳明提出此说后，明清间学者颇有倡之者。44参见许兆昌：《周代史官文化——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》，长春：吉林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74-82页。